社科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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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Опубліковано 27 лип 2021
  • 本书作者上野千鹤子是日本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著作包括《近代家族的成立与凋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裙子底下的剧场》《厌女》等。
    本书分析了安在当代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即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种双重的控制,使女性到今天依然处在屈从的地位中。
    第一,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于女性的压迫与共谋。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女性和无产阶级男性一样,都受到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激进女权主义将矛头指向父权制,即家庭之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
    本书作者上野在内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两边说得都有道理。现代女性既受到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受到父权制的压迫;不仅如此,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对于女性的共谋,而他们共谋的落脚点,是现代家庭。
    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形式,附带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投入公共领域的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而女性逐渐被社会劳动市场排除在外,囿于家庭,成为家庭主妇。这种性别分工带来了“市场”与“家庭”的分裂,也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第二,现代家庭通过社会再生产劳动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市场从家庭中获得劳动力,而将无法成为劳动力的人返回给家庭,由女性负责照料。也就是说,女性通过在家庭的劳动,从外部维持整个市场的顺利运转。这些劳动被称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即一系列与生命相关的劳动,包括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等。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控制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无偿地付出社会再生产劳动,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这其中起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编制了一系列有关于“爱”的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是意识形态的机器:爱情的神话,让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过渡的历史时期,自行选择和延续了父权制;家庭是“爱的共同体”的神话,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无偿付出所谓“爱的劳动”;母性的神话,让女性极力克制自我需求,引发她们的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
    第三,为什么女性进入社会参与生产劳动,反而加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并体会到社会劳动所带来的成果和自信。这种成果和自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一战之后,许多女性依然想要继续工作。
    为了应对女性想要工作的局面,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想出了两个策略:首先,是设置一些“女性专属”的职业,从而延续了对于“女性气质”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构建出一个未婚女性雇佣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女性可以在成年后进入职场,但一旦结婚就要回归家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的共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到结婚为止”的社会共识渐渐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中断-再就业”模式,也就是女性在生育和哺乳期退回家庭照顾孩子,等到孩子长大后再重返职场。选择这一模式的女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生赢家”,但实际上背负了三重负担:既承担着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又在育儿期间失去了原先应得的收入,还要在再就业时面临职场歧视和薪酬损失。
    与此同时,女性这种“中断-再就业”模式,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个模式意味着它可以占有生育前女性的劳动力,还可以用低廉的薪酬雇佣“中断-再就业”的家庭主妇劳动力。对于父权制而言,丈夫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之后又能享受到妻子工作后带来的收入成果。
    总之,不管女性是否从事社会生产,只要她们依然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统治。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就必须对社会再生产劳动进行重新分配。
    书 名: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作 者: [日]上野千鹤子
    主 讲 人:吴海云
    主讲人简介:文化研究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
    主 播:石头说话2017
    策 划 编 辑:李雪清
    总 编 辑:徐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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