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短篇小說《紅唇綠嘴》,《晚熟的人》之11（是整本书写的最好最精彩的一篇）

小說評介｜《紅唇綠嘴》：人性之惡，作為時代脈絡的延續
文/王栩
（作品：《紅唇綠嘴》，莫言著，收錄於《晚熟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8月）
「這個社會，在合法與非法之間有寬闊的縫隙」，此話作為《紅唇綠嘴》這篇小說的文眼得來就這麽不費工夫，在覃桂英的說道下，猶如板上釘釘那麽無可辯駁。
伴著一聲號啕，覃桂英的出場響亮駭人。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氣勢在小說家高超的控場技巧的支配下給主要人物的出場鋪墊開先聲奪人的沖擊力。號啕之後的「眾人皆愕然」，把一陣傳自每個人心底的驚噤凝煉在文字深處，更營造出默然無語卻暗自心驚的張力。這股張力將小說開場一眾人等籠罩在驚慌失措的氛圍內，「我」大姐的惱怒，「我」父親的顫抖，更給這個氛圍增添了無從掩飾的畏懼。
對覃桂英的畏懼在「我」堂弟慌忙給其讓座以及「我」恭恭敬敬地為她倒了一杯茶這些禮節中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偽善。這種偽善以禮節性的敬意遮臉，傳遞出覃桂英惹不起這一認識上的避險意識。由此自然過渡到故事的展開和追溯，人性之惡也就在莫言對歷史和當下、過去與現在的鋪陳中成為連接一個個時代的脈絡而被真實的梳理了出來。
覃桂英是「我」的小學同學，還同「我」有些沾親帶故。這讓故事的講述者「我」在面對覃桂英時多少有些百感交集。因為在這個故事裏，覃桂英和「我」當初那些小學同學給「我」的印象已經顛覆了「我」對他們的記憶。盡管如此，以覃桂英為代表的昔日的故人們其精神本質和個人品行卻沒多大改變，只不過順應新時代的變化更為精明，更加懂得如何巧飾自己罷了。
新時代以互聯網為標誌，影響和改變了所有人在認知層面向外探詢的能力而忽視了對自己內心的審視。這讓互聯網主導了人們的行為和認知的同時，難以有效地對個人品行做出合乎規範的矯正。這種基於互聯網道德這一命題的探討，在小說家筆下化作時代脈絡的延續，有助於讀者通過精彩的故事理解貫穿於各個時代的人性之惡的具體表現和傳承始末。
譬如覃桂英這個人物，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其家境不但算得上優越，更因出身於雇農家庭，保證了政治面貌的根正苗紅。政治可靠作為覃桂英的底氣，在她天生六趾的秘密無意中被身為走資派的女兒的李聖潔老師窺破後，成了覃桂英事隔數年憑借運動的聲勢報復李聖潔有恃無恐的護持。這場報復並沒因李聖潔當年自己出錢，帶覃桂英去縣醫院做了腳趾矯正手術而在覃桂英小小的心靈上刻下「恩人」二字就得以消隱。它反而成了一種困惑。走資派的女兒對雇農的女兒的恩情在一個瘋狂的年代是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接受的。所以，年僅十一歲的覃桂英用一把鈍剪絞下李聖潔的兩根大辮子，將其編成鞭子狠狠抽打李聖潔的臉頰即是在報復的快感裏消解掉受恩於人的難以擺脫的壓力。
莫言在覃桂英毒打李聖潔老師的敘述中強調，覃桂英當時只有十一歲。「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為什麽會那樣的毒辣？」這不是一個提問，而是作者的困惑。畢竟，作為覃桂英當年的小學同學，「我」那時也喊過口號。這種被時代裹挾的旁觀者在場的場面亦是時代的特征。莫言對其的解釋在於，「我們無人敢言，不敢言也不完全是膽小怕事，而是基於一種巨大的困惑」。困惑讓無所適從最終變成了盲從。「我」的另一個同學谷文雨用那根辮子編成的鞭子抽打李聖潔翹起的屁股時，這一有明顯性侵意識的流氓行為據谷文雨若幹年後的回憶，他當年也是受到了別人的教唆而對李聖潔行那侮辱之能事。
李聖潔以投井自盡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瘋狂和破壞。這樣的失控態勢在人性層面卻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遏止。覃桂英除了多年後被人檢舉毆打侮辱李聖潔老師而失去了在仕途上的前程，下放回農村繼續當農民外，她那不光彩的歷史沒給她造成任何生活上的不便。反而，在互聯網風生水起的新時代，覃桂英藉由網絡這個新時代的工具又像當年那般站在了時代的製高點上。
覃桂英對時代脈搏的觸摸顯得極其自然。就如同當年，覃桂英像是應時而生的人才，在時代大潮裏騰挪跌宕，雖說看起來有點兒裝模作樣，卻是她的自然形態。
莫言以自然形態這一概念道出了人性之惡的隱秘。其本質在於，自然形態是一種精神氣質，一種神秘的生命密碼。在自然形態的主導下，惡行並非是有意為之的行為意識，而是本能。覃桂英與生俱來的本能讓她在動亂年代報復老師，表演自己。互聯網時代緊跟形勢，利用網絡大造輿論，給自己造勢。覃桂英的本能非但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有所退化，反倒比當年的那個她表演的更加精進。
「紅唇」、「綠嘴」是覃桂英的兩個公眾號，她還有五個網名，分配給五個手機。這些互聯網時代輿論造勢的標配讓覃桂英儼然成了一名意見領袖。不過，莫言在小說裏平心而論的敘述既揭示了作為意見領袖的覃桂英和政府作對的一面，卻也不無嘲諷般的肯定了覃桂英的存在逼著政府工作人員更加努力的對待自己的工作。可覃桂英仍然被政府給收拾了，用了契合網絡時代特征的上不了桌面的手段。這番對照，突顯出莫言的故事直面一個發人深省的命題，在人性層面，惡行不會伴同時代的更叠而得到改觀，相反，惡行會充分利用時代所賦予的一切資源昭告自己的存在。動亂年代，家庭出身、宣傳口號、工作隊，這些是惡行賴以棲身的淵藪。互聯網時代，網絡、水軍、輿論造勢，則是惡行可資利用的工具。所以，莫言在小說《紅唇綠嘴》裏雖說刻劃了以自然形態對他人施加惡行的覃桂英，實則，惡行附著在覃桂英一生的「事跡」裏傳承出各個時代內在脈絡的延續。
脈絡是貫穿歷史和當下、過去與現在的一條隱性線索。它指向人性之惡，在本能的勃發下對作惡出於自然的施行。因此，透過莫言的故事當可管窺出，各個時代喧囂塵上的惡皆為人性的自然流露。作惡之人主導了時代的風尚，一個社會在現實面上的敗壞也就易於形成。
（全文完。作於2022年1月6日）